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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什么是好老师?

新洞见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梁文道 2周前 (09-11) 29次浏览 0个评论

梁文道:什么是好老师?

图中的这位是 1917 年的马克思·韦伯,作为最受敬仰的老师,学生们正热切期待着他的演讲为他们指明前方的道路。

1 老师的“人格”

大学讲堂上面,一个老师风趣幽默,宽大为怀,对待学生们很好,很亲切,老让孩子们到他家吃饭,出去跟他唱卡拉 OK……他不见得是个人格很好的老师。

只有当他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做自己的学问,上课备课,非常认真——即使他上课很沉闷,没人听得懂,学生不爱他,他平常也显不出什么风范,缩着个脖子,驼着个背——他才有学者的人格。

这句话出自于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一次演讲。韦伯是社会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法国的涂尔干,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马克思。

这场演讲的主题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是韦伯在 1917 年对着德国的一群大学生做的演讲。那时德国一战战败,社会处在一种很震动的状态。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政治上相当激进,带着一种左倾的浪漫主义。他们在学校里面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学运,期盼有这么一个老师出来给他们讲讲:我们国家应该向什么方向走?我们年轻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人生使命,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这是年轻人的普遍困惑,也是一种集体的情绪。

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一代宗师韦伯登场了,他是不是打算要给年轻人讲一番人生大道理,鼓励他们,“我们人生充满了希望,我们有很浓烈的价值观指导着我们”呢?

不!

韦伯几乎是用一种冷静的、抵触的态度,去对待台下等待着他的这些年轻的热烈的目光。

他问学生们一个问题:“各位,今天在这儿上学,你们真的想当学者吗?

他跟学生们讲德国、美国的大学环境。基本上讲的道理,跟我们全世界现在搞学问的年轻人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很多人读研,有硕博士学位的人多得是,粥少僧多,职业生涯不稳定;学术界的薪水很低微,甚至比起一个熟练的工人还要差很远;同时,你还会目睹很多没有才华、天分同时读书也不努力人,因为懂得走后门或纯粹是因为运气好,他混上去了,而你呢?你可能明年就被人赶走了。

韦伯为什么说“志业”,而不是“职业”呢?

学术当成职业,就是你是以学术当饭碗,把学术当成谋生的工具;而把学术当成志业的人是把整个人的生命意义寄托在学问上面的。你要明白你走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

韦伯认为,一个学者只有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自己具体的学术工作的时候,他才有人格可言。这里面讲的“人格”,不是我们平时讲的人格魅力,一个人人很好,他的人格很高尚;而是指当一个人已经确定了某一个目标,他整个人,从日常生活行为就非常稳定地、恒久地,依据着他所选取的价值和目标而前进。

2 要求自己过时

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

文化的其他领域,也受制于同样的情况,但是学术工作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意思之下,投身于这种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项事实。

韦伯的这段话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

他说一个人认真要做学问的话,他的目标竟然是要求自己的学问必须过时。

韦伯的意思是当我们决定投身于学术事业当中,首先是要超越前人。因为我的老师辈跟我一样,我们都投身于人类知识进步的伟大事业之中。他要超越他的老师,我也该超越我的老师。

反过来,我们应该要求自己也要被超越。如果一个学者希望自己做了一个研究出来不过时,永远不被挑战,永远不会被自己的弟子超越,那你不可能是个真正的学者。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大学的学者,他既要做研究,也要教书的理由。做研究,是为了希望在研究上面推陈出新,把以前的人的一些说法改变掉,推翻掉。而教书则是因为你希望你的弟子要打赢你,要超过你!

这是学术事业的本分。如果你很害怕你的学生超过你,如果你对着你的老师战战兢兢,不敢提出跟他不同的意见,那你就别做学问了。在韦伯看来,在这个逻辑下面,你不配做学问,你没有这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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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 年 4 月 21 日-1920 年 6 月 14 日)

3 老师不应该是人生导师

教室,不是公众集会的讲坛,你在那里大声疾呼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一个学者不能在教室里这么做,学者应该把所有的政治理念甚至人生价值都排除在教室之外。

这是韦伯一个很有名的提法,中文一般翻译叫做“价值中立”。但是我很喜欢台湾学者顾中华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价值自由”。

简单地讲,就是这种关于人生、社会、政治终极价值选择的这些问题,老师在课堂上他能够讨论,但是他不能够推销,他不能够去宣传!

我们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当然也有自己的立场,尤其研究政治学、社会科学的那些人,他读了这么多书,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但他不应该在教室里面去告诉学生,我们社会该怎么怎么样,我们政治该怎么怎么样,我们该信仰什么主义,该遵循哪套。他都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第一个实际理由就是,他认为,教室本身是不平等的一个环境,学生来上课,他跟公众集会里面的那些群众不一样,那些群众他可能是认同你们这个党派搞的理念宣传,他要过来。那他喜欢你,他认同你,他自愿而来,但学生不是。

学生是无可奈何,为了前途被迫来听课。然后,你讲你的政治理念,推销这个东西,他们还得交功课考试。那他如果不认同你这个东西,你怎么给他打分呢?你会不会觉得他不行呢?你会不会给他不合格呢?这会牵涉到种种这样的问题,这是不道德的。

但是,这还不是最终极的理由,还有另外一个很深层的原因。韦伯提到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现在更多人会把它形容为世俗化。

一个俗世化的世界,就是所有宗教的超自然的这种魅力逐渐消散了。“魅”,指的就是着魔的状态。

梁文道:什么是好老师?

糕点厨师,August Sander 拍摄,1928

举个例子,假如你是活在中古的欧洲,你每天干的活就是烤面包,你是个面包房的一个师傅。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就是烤面包嘛。那烤面包有意思吗?给人吃嘛。但其实不是这样,烤面包的意义在于,你会觉得你烤出来的每一块面包本身都在赞颂着上主。

每一个人,他都不用担心生命的意义问题,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之后,如果他这个辈子行善,做人做得很端正,他会得永生!他要上天堂,有信仰的人有这个福气,为什么?他的人生有意义,他不怕死!

那样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信仰,所有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都围绕着信仰展开。如果有一个人开始怀疑“上帝真的存在吗?”……你随便发表这种言论,不符合教廷的认定,严重的话,很可能会被送上宗教法庭。

这在我们今天就不能接受这种事儿,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用理智,用理性来认识世界。我们如果能够解释这个世界是用各种理性的手段,我们不需要应用一个超自然的手段来解释。比如说天为什么下雨,你不会说那是因为我昨晚求雨了,你会从各种的气候理论来解释。

哪怕是像我们传统中国,你仔细看,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宗教特征。但其实以前的中国人他会觉得,人生在世,安身立命,是有一条轨道的。我们人怎么样追求自己修身、成己、达人,这么一路走下去,是很稳固的。

你不会问,我凭什么归那个皇帝老子管呢?这个天下为什么是他的呢?我为什么要给他交税呢? ……你就安安分分,本本实实地在那生活着。

梁文道:什么是好老师?

《清明上河图》中繁荣的景象

但是,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化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开始会问,为什么政府需要存在?为什么它能够跟我收税?我凭什么要听各种法律的规管?

我们人会对周边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因为在这个时代,唯一指导我们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性,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要跟我讲什么,请讲道理,别跟我讲什么神神叨叨的,说什么最大,什么价值最重要。

韦伯认为,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如果是基督徒——他不应该向着全班同学讲这个基督教的历史,是如何看得到神的旨意的显现。只要他能够有充分的理智,有充分的学术训练,他会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讲基督教的演变的历程。

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听过神学,我们大学有神学院,我听过神学院的一个基督教信仰史的一个课程。我记得大部分的同学其实都是基督徒,而老师自己是个牧师,但他居然上圣经历史、上基督信仰史时提到,基督徒信仰的那个耶和华,原是古代犹太民族一个部落信的神,这个神主要是战神,是一个很好斗的神。这个部落后来打赢了其他部落,于是别的部落信的神都变成偶像了,都变成鬼了,变成邪神了,耶和华变成唯一的真神了!耶和华是这么来的。

你想想看,一个牧师他叫大家要信仰耶和华,一般基督徒也都要信仰耶和华为唯一的真神,但这个课堂上这么讲,而且他有真凭实据这么说,它是学术考察的结果,那这个信仰还信得下去吗?

但是,在韦伯看来,那位老师,那位牧师他就是个好老师。因为他在走进教室讲台的这一刹那,他放下了他自己的信仰。他按照理智,按照学术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讲出刚才他说的那一番道理。所以,这就叫做价值、信念不能带进教室。

再比如说我们上政治哲学,你有一套政治主张,那么你也不应该跟学生讲,因为那个政治主张到了最后总是会涉及一些终极价值的选择。韦伯说,做老师的人在教室要做的事,是让学生尴尬。这个尴尬不是坏事,是使得你更清明。

梁文道:什么是好老师?

怎么样的清明呢?比如如果我们今天讲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种版本,我们说这个社会,这个政治有太多问题了,过去那个封建时代怎么样,资本主义的时代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革命。马克思有一套革命理论,我们来讲革命理论。而这个革命理论,到了最终可能是要暴力推翻前面那一个腐朽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然后你跟学生们讲,所以,革命是这样一个目标,是我们讲这套理论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在这儿。

但你不能够跟学生讲,说“同学们,我们上街去搞革命吧!”你只应该告诉同学们,革命是这套主张的目标,然后你的责任在于,要指出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革命,中间必然会出现某些手段。手段包括什么?暴力。暴力要流血,甚至要杀人。然后你告诉同学们,“那么,你们都支持革命吧!嗯,很好!你们杀人吗?”那同学们就呆了,这时候你就发现问题了。

我们追求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公正的、理想的社会,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得不杀人。如果我本身反对杀人,那该怎么办?学生就尴尬了,是不是?这时候学生就要自己去选择,我该为了一个还没有实现的理想社会而不惜杀人呢,还是我觉得杀人无论如何都不对,于是我不革命了呢?

这时候,老师要做的就是讲清楚这种情况,让学生你要做你的选择,然后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这种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学术本身回答不了你,学术只能够告诉你,情况是这个样子,他要理清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学者、学术是什么?尤其人文社会科学,是不是为了让我们所谓的“更好地认识世界,人生更有意义”,不是!老师不是人生导师。

我们今天有很多年轻人都期盼人生导师,很多人也乐于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但韦伯认为一个老师不该是人生导师。

老师,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当你选择某一个价值作为你生命安身立命所在的时候,你该付出什么代价,你会有你的选择。

他会告诉你,你有哪些选择,那些选择,它们的差异在哪里,它们的冲突在哪里,它们的矛盾在哪里。如果你选择这一点,你接下来会怎么样,你选择那一点,接下来又会怎么样……他有责任告诉你的是这些。

讲述 | 梁文道 整理自视频节目《一千零一夜 |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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