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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援往事

文史观 来源:《同舟共进》/舒云 2周前 (09-10) 30次浏览 0个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 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 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 1950 年 7 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 年 11 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 40 个工种 12250 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 8200 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 年 8 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 1956 年至 1959 年,无偿援助蒙古 1.6 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 100 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 7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 年 11 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 8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 年 1 月 18 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 月 15 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 1500 吨至 2000 吨大米。

中国外援往事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 1950 年至 1954 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 1.67 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 年 3 月 13 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 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 年 5 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 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 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 8 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 1955 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 3 万吨大米以及 300 吨面粉、5 吨葡萄干、1130 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 10 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 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 年 2 月 18 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 7 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 3 亿元的长期贷款和 1 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 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 1956 年 6 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 1956 年和 1957 年,无偿赠予 8 亿柬元(折合 800 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 年 10 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 年 12 月 12 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 7 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 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 年到 1960 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 年,中国援助几内亚 10000 吨大米,援助刚果 5000 吨至 10000 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 59 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 20 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 1966 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 4.23 亿美元。

中国外援往事

1958 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 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 6 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 年 7 月 1 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 年至 1960 年 6 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 40.28 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 1/10。10 月 5 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 10 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 4 年贷款 4.2 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 10 年甚至 20 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 年 1 月 13 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 1978 年 5 月底,中国先后派出 18 个工程大队,3 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 2250 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 3100 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 31 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 2.1 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 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 69 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 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 8 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 1961 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 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 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 1979 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 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 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 年 6 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 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 年 5 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 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 年 10 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 32 万人,最高年份高达 17 万人。1970 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 1442 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 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 7 笔,援助数额达 36.1 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 74.25 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 3.5%上升到 5.1%。8 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 月 27 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 1972 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 27.98 亿元人民币。

1972 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 51.49 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6.7%,比 1971 年上升 31.6%。11 月 26 日,中越签订 1973 年中国对越南 13 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 21.07 亿元人民币。

1973 年中越签署 7 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 25.39 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 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 57.98 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 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 年 5 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 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 1976 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 1962 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 年前,中国生产的 63 式电台 3000 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

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 年 6 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 1969 年的援助,提出急需 107 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 年至 1972 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 1000 架飞机,3 个营的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 180 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 20 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 204 门,炮弹 4.5 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 1978 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 200 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 200 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 个成套设备项目,346 亿米棉布,3.5 万辆汽车,500 多万吨粮食,200 多万吨汽油,3000 多公里油管,6.35 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 年 11 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 1960 年 6 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中国外援往事

1960 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 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 5 万吨粮食。

1961 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 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 月 25 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 3 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 年 1 月 13 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 5 项议定书。

从 1954 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 100 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 3850 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 200 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 6000 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 2100 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 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 6 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 1 万多座纪念碑。

1970 年 8 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 32 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 19.5 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 年 10 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 至 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 50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 1976 至 1980 年的贷款。7 月 30 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 10 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 1975 年 6 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 月 3 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 年 7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 1983 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 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 年 3 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 6000 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 年 7 月 29 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 4 笔无偿援助已达 1.8 亿元人民币。196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 1 亿元人民币。

1970 年 11 月 13 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 2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5 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 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 15 万吨,1972 年增加到 140 万吨。1972 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 年 2 月破土动工,1976 年 1 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 400 万吨。

1975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 1%多一点。从 1963 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 1972 年、1973 年、1974 年依次为 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 6.5%降至 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 50 亿元人民币。

1970 年至 1976 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 18.15 亿美元。1970 年代后,又同 31 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 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 年 8 月 18 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 6 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 年 2 月 10 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 2.26 亿元。

1976 年中国对外援助为 30 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3.7%,比上年降低 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 年 2 月 6 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 年 8 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 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 年 5 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 月 7 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 1974 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 81 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 25 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 1973 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同舟共进》200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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