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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高效打击偷税漏税

文史观 来源:大象公会/姚白莞 兔透射 2周前 (09-09) 29次浏览 0个评论

1954 年,上海知名企业中华铁工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经过四年改造,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造纸机械制造厂。

中华铁工厂能抓住变革时机,其前任厂长童伯型先生的政治觉悟是重要原因。但童伯型也并不是一早就觉悟高,这多亏 1952 年的「五反」运动中九岁外孙女的及时点醒:

「外公,你坦白了没有?」

童伯型当即彻底坦白,从此志愿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顺带揭发了经理傅某的罪行。公私合营的大路从此敞开。

这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专门瞄准无良资本家,不到半年时间,便在全国多数城市胜利谢幕。此后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私营工商业中的偷税漏税行为基本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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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街头的「五反」标语

新生政权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工厂里「闹土改」

1951 年底,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已近一年,庞大的战争消耗,使财政出现严重困难。为支撑局面,国家一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面清查干部队伍贪腐、精简机构,以求节约费用。后者即通常所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清查之中,党内干部大量供出资本家行贿、投机、偷税漏税及引诱自己学坏的情节,引起上层领导的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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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药房店主王康年,以售卖假药、坑害志愿军的罪名被处决

行贿与受贿哪个更该严惩,今天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对于刚建国不久的人民政权,却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的一部分。

商业贿赂干部,是干部堕落的直接原因,完全可能是勾结国民党特务搞破坏,而非单纯的经济犯罪。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即认为:「工商界···要我们的干部学坏,用腐化的生活,勾他们往坏道上引走···是最伤天害理最缺德的事情。」

这样的危机感,加上对资本家「追赃」、「退补」以助战时财政的设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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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反运动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毛泽东

「五反」的斗争模式与农村土改高度相似,都是执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在农村是发动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斗地主,在城市,根据刘少奇的批示,则是「以店员(工人)为基本群众,紧密团结中小职员,争取高级职员,孤立资本家。」

「五反」的骨干也直接来自土改——抽调斗争经验丰富的土改工作队员编成「打虎队」,进驻各地一些「五毒」典型单位的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诉苦运动,「启发阶级觉悟,划清阶级界限,收集资本家的各种违法材料」,为揭批大会做好准备,鼓足气势。

不久之后,许多资本家都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措辞斯文的通知,要求其参加「劳资见面会」、「劳资洽谈公会」。等他们安心步入会场,才发现参加的原来是最后的审判:会场气氛庄严,根本没有什么「洽谈」的余地,就等他们老实交代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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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资洽谈会」现场。动员工人揭批资本家的关键,在于让掌握资本家不法行为细节的会计、经理等高级职员跳反。但这些人往往与资本家沾亲带故,需对其强化阶级教育,并辅以一定的物质激励,才能让其「归队」

在斗争经验老道的工作人员布置下,批斗会极具仪式感。群众宣泄怒火、资本家坦白交代时都有专人控制场面,配合发言内容还会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如台上讲偷税漏税问题,台下就齐呼:「反偷税漏税!」

对于普通工人,这段时间就像过年。

政府规定:「五反」期间,任何人不得阻挠职员参加工会会议,也不准歇业、解雇和不发、少发工资,更不准威胁、打骂和利诱店员。

上班批斗老板,下班拿高工资,工人们心情舒畅,纷纷表示「往日见了老板心里发慌,今天老板见了我们发抖」、「今天才算真翻了身,出世到现在,没有这么痛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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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氛围下的斗争成果堪称喜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有 60 多万的私营企业工人和店员参加运动,检举材料多达 30 万件,天津工人也不甘落后,半个月挖出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等恶劣罪行的大奸商 177 名,涉案资金分别高达 10 亿到 200 亿元旧人民币不等。

当然,伟大的运动从来不止有一个舞台。

打入家庭内部

文章开头中华铁工厂厂长童伯型的例子中,九岁外孙女的那一声「外公,你坦白了没有」,其实只是压垮童厂长顽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此之前,童家两个女儿及女婿、弟弟,由于全部都是党员、团员或积极分子,于是在党的领导下,连夜召开家庭会议劝童伯型坦白;两个儿子也从军队发来劝降书。就连童的结发妻子也支持孩子们的意见,让童陷入家庭内部的重重包围,深感孤立无援。

类似的情景,在不少资本家家中都曾上演。即便是那些老板家庭成员觉悟不高的企业,上海「五反」工作组也能做到眼明手快,敏锐察觉其家庭内部的利益纠葛,挑动夫妻、兄弟、父子互相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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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打入家庭内部,是各地「五反」的普遍策略。南京「五反」工作组即明确提出要让资本家不但在工厂接受工人批斗,回家还将面临「白天母亲劝,儿子唱,夜里睡在床上老婆有督促坦白」的饱和式打击,使其没有任何逃避的港湾。

资本家不坦白,家属日子也难过。

如有些地方的工人会强迫老板娘洗碗洗衣;或不许资本家的老婆孩子在柜上吃饭;或不准其使用奢侈品、不得抽好烟,把资本家赶到地下室去住,资本家住处则改成工人宿舍等,迫使吃不了苦的家属劝导资本家赶紧就范。

即便在「坦白会」上,出动资本家家属动之以情也是常见招数。

广州最大私营火柴厂的批斗大会上,工作组曾发动几个老板的妻子对着台上的丈夫大吵大嚷:「你不坦白,将来坐牢,叫全家大小怎么过?你不想家庭好吗?你想清楚啦,不用顾虑退赃问题·······如果你不坦白,拉去坐牢,我也不跟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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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资本家争相缴纳「坦白书」。扛不住批斗会「身心历练」,自杀、中风、精神崩溃者无地无之

核心家庭成员尚且如此,那些与资本家沾亲带故的店员、职工,经过阶级强化教育后,当然更能认识到「亲戚归亲戚,阶级归阶级」。

广州仁康药房经理湛露明,五反期间即承受了亲戚的轮番检举。先是堂弟、药房会计湛松坚斥责其「坦白与所犯罪行,不及十分之一」;接着养女又威胁与他断绝关系:「我不再承认你是我养父,我再警告你,如果你不彻底坦白认罪,你就是自寻死路了。」

那一时期《南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先后有《吴绮婷与他的不法父亲脱离关系》《庞业抗坚决与不法哥哥作斗争》《检举走私犯——我的母亲高亚美》等名篇。大义灭亲一时成为时尚。

不过,威逼资本家家属,手段也不宜过于粗暴。

苏州开展「五反」初期,上来就对某茶叶加工厂的老板及家属施以肉刑,逼得一家六口自杀身亡;南京某澡堂的工人斗了老板娘五天五夜还不肯罢休,又将其扒光衣服罚跪在放满雪的澡盆里。各地税局人员毒打偷税漏税商人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这些粗暴斗争方式,造成了恶劣影响,受到上级的批评。只有那些富于创意又观感良好的运动技术,才能获得表扬和推广。

「我偷,你们真不偷吗?」

有一种战术,被工作组形象称为「以虎攻虎」、「狗咬狗」,意思是把资本家们关在一起开会,让其互相揭发。据说只需少量工作人员现场监督,即可收事半功倍之奇效,省事省心。

对此,《上海市委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一文有精辟总结:上海的资本家虽颇为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只要善于分析情况,观察行迹,发现弱点···高度运用机动灵活的策略,实行分化」,总能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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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稳定市场、改善财政状况的考虑,并非所有资本家们都受到冲击,上海的荣毅仁等 303 个上层资本家获得「基本守法户」称号后,毛泽东批示: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但五反运动内部总结显示,这些人其实「大多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

据新华社 1952 年的《内部参考》报道:天津十一区在开「狗咬狗」会议上最有心得,曾受到毛泽东的点名表扬。

他们充分发扬革命时代的斗争艺术:一是用减罪许诺换取一部分资本家率先「起义」,让他们「向顽固的资本家进攻」;二是按行业开班,利用业内矛盾来让资本家「一撕破脸皮即把老底全部端出」。

犯了错误,拉他人「垫背」来减轻自身的罪责,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反应。在这种场合,个别资本家的发言堪称实诚感人:「咱们奸商也得要点良心呀,我偷,你们真不偷吗?」

一旦有人率先揭发,揭发的接力棒就再也停不下来,直到全体掀翻为止:你不让我好过,那就一起完蛋拉倒。

各类斗争艺术竞相展演数月之后,到 1952 年五月初(个别地区延长到 10 月),全国无论大工厂主还是小店主,已是「人人挨整,个个过关」。五反运动标杆地区上海更「训练了近万名干部·····摸透了资本家的底细」。

自此,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取得圆满成功,「五反」运动胜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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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反运动宣传教育剧《糖衣炮弹》节选

当然,胜利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

私营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萎缩及劳资权力的颠倒,带来管理混乱和纪律松散。上海不少工人随意迟到早退,随便请假旷工,1952 年 2、3 月期间,工厂缺勤率高达 20%—50%。广州更时有工人随意透支工资,睡至中午不肯起床,乃至动辄打伤老板的事件发生。

其主要后果是,正常的生产秩序荡然无存,企业纷纷关门歇业。据当时私营企业局的报告,北京、天津等二十个大城市的私营工商户,自「五反」开始到当年 7 月,申请歇业数达到了开业数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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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来,上海失业工人增加至十三万,「比 1950 年初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经济形势最糟糕时还要多」。当时华北第一商埠天津的税收也比运动前减少了三、四成,资本家「追赃」、退补不足以抵消经济下行的税收损失

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变得「灰溜溜,臭烘烘」,对工厂业务也多不闻不问。个别资本家因急于自救,甚至故意多报偷税漏税的数额,好让政府没收财产,尽快变身无产阶级。

人民政府则顺应他们的心声,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期,在 1956 年顺利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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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胡其柱,工人、资本家与共产党——1952 年五反运动研究,2005

郑维伟,规训民族资本家——五反运动再考察,2011

王霞、马敏,阶级关系在私营企业中的建构——基于广州五反运动的研究,2013

胡其柱,五反运动再研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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