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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的金融雪崩说起,中央帝国财政改革总要陷入恶性循环

原文标题:宋代的金融雪崩:为什么中央帝国财政改革总是陷入恶性循环

从宋代的金融雪崩说起,中央帝国财政改革总要陷入恶性循环

难兄难弟:金圆券和人民币

公元 1948 年 8 月 19 日,国共内战已经进行到了后半场,为了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国民政府发行了一种新型的货币“金圆券”,来取代已经贬值的法币。

按照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总额为 20 亿元,并且有黄金储备作为后盾;每一两黄金兑换 200 元金圆券,每一两白银兑换 3 元,银币一枚兑换 2 元,美金每元兑换 4 元;由于法币已经严重贬值,要求民间用 300 万元法币兑换 1 元金圆券。

然而,政府迫于严重的财政缺口,三个月后就取消了发行限额,印钞机嗡嗡开动一刻不停,到了 1949 年 1 月,发行超过了 200 亿元,3 月份达到 2000 亿元,到了 5 月,竟然发行了 68 万亿元,超过了限额的 3.4 万倍。钞票发行过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让纸币贬值加速,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数亿元。

这次超级通胀是国民政府垮台的重要因素。然而,这却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通胀。从古至今,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纸币泡沫。

从近处讲,在 1949 年之后,中国也曾经发生过大通胀。从 1949 年到 1950 年 3 月,全国一共出现了四次通货膨胀, 粮食、金银、面纱、工业原材料等物资价格轮番上涨,其原因就是财政收支的不匹配。

根据统计,1949 年,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 303 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 567 亿斤,赤字达到 264 亿斤。

为了平衡财政,政府将大批的纸币抛向市场。自 1948 年 12 月人民币发行,到 1949 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 160 倍,至 1950 年 2 月更增加到 270 倍。结果物价飞涨,人们纷纷囤积粮食,爆炒金银。为了掩盖通胀的真相,中央政府决定打击投机倒把,禁止私藏银元,将人们的怨恨引向了民间的富户。

到了 1955 年,第一套人民币信用已经破产,于是又用第二套人民币来取代,规定第二套的 1 元兑换第一套的 1 万元。

这次通胀虽然没有国民政府金圆券的通胀猛烈,但在几年内人民币贬值一万倍,也可以称之为一次巨型通胀。

而在台湾历史上,也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局必须发行另一种货币“新台币”来取代“台币”,一元新台币兑换四万台币。

女真人印钱印疯了

当我们以为纸币的通胀只是现代人的产物时,历史却告诉我们,从宋代纸币诞生之初,就承担着帮助政府制造通胀、从中渔利的重任。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也是花样百出,一次比一次热闹。

在宋代,由于北宋使用了交子、盐钞、盐引等多种信用工具,物价混乱,从公元 1007 年(景德四年)到公元 1049 年(皇祐元年),物价涨了 5 倍,到公元 1111 年(政和元年),涨了 12 倍,之后进入了崩溃的节奏,纸币贬值率达到了几十倍,最后政府不得不将部分批次的纸币直接作废,使得持有这些纸币的人们倾家荡产。

而南宋由于更加依赖纸币,并且偷偷地加印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纸币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贬值,原本一贯的纸币只值铜钱五六十文,贬值了大约 20 倍。

而更厉害的贬值出现在金代。这个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使用纸币上一点也不甘落后,并且展现了“连续迭代”的能力,一种纸币失败了,立即用另一种纸币顶上,新纸币又不行了,再换一种更新的纸币。而整体的通货膨胀水平,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计,也达到了数千万倍,比国民政府时期的金圆券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代的纸币最初叫交钞,出现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公元 1154 年),到了公元 1214 年(贞祐二年)时,已经价格低落,每贯纸币只值 1 文铜钱,贬值了 1000 倍。作为对策,政府决定禁止钱币流通,全部用钞,市场出现了巨大的紊乱。

第二年,金代决定给交钞改个名字,叫“贞祐宝券”,但仅仅改名字无法提振人们的信心。

两年后(公元 1217 年,兴定元年),随着贞祐宝券成为垃圾票券,政府决定发行一种“贞祐通宝”来替代它,两者的兑换比是 1:1000。为了保证“贞祐通宝”的价格,政府规定,四贯“贞祐通宝”与一两银子是等值的。但很快,由于政府纸币发行量太大,“贞祐通宝”也出现了大幅度贬值,一两银子可以兑换 800 贯纸币了。

四年后(公元 1221 年,兴定五年),政府再次发行了新纸币,称为“兴定宝泉”,与“贞祐通宝”的兑换率是 1:400。随后,“兴定宝泉”又出现了大贬值,政府只好在两年后(公元 1223 年,元光二年)再次发行了“元光重宝”和“元光珍宝”。到了公元 1233 年(天兴二年)又发行了“天兴宝会”,此时距离金代被灭亡已经咫尺之遥了。

越到朝代末期,由于财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纸币贬值速度也呈现加速状态,经济出现巨大的通胀,更无力抵抗社会和军事危机。

到了元代、明代,也都有过恶性的通货膨胀。纸币作为政府最隐蔽的财政工具,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纵观中国纸币发展史,可谓纸币猛于虎也。

1000 年前的金融诈骗案

大约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 1023 年),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数起金融诈骗报案。

这些金融诈骗的手段非同寻常,在中国之前的朝代还没有出现过。诈骗是通过一种存款凭证完成的。

当时,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了一种存款凭证,每当有人将钱币存入他们的店铺,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

交子是统一印制的,上面印着风景人物,以及各个店铺特殊的印记、押字,避免伪造。当人们拿钱过来,店铺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数额,交给储户。

储户随时可以用交子来提取现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续费。

叙述到这里,交子还和现代普通的存款凭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种纸却有着另一番魔力。由于市场已经认可了交子,人们可以把它当钱花,拿着交子就可以去市场买东西。卖家收了交子之后,可以去钱庄取现钱。甚至卖家也不愿意去取钱,他们觉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现钱更方便。金属钱币太沉,一张纸却既不占地方,也没有重量。

但是,当市场认可了交子之后,问题却来了。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几家由于经营不善,把存款人的钱花掉了,他们发行的交子已经无法完全兑现。

当市场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人们拿着交子上门要求兑钱,这几家富商开始四处躲避,人们找不到他们。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来兑换,不给全额兑付了。

寇瑊到任后,接受了数次报案,决定清理交子乱象。他发现,这十六家富商来历不小,持有着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权,也就是说。政府特许经营他们发行交子,给了他们诈骗的机会。

寇瑊劝说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们再发行新的交子,把印刷交子的母版也给毁掉了。而旧的交子也在逐渐清盘,退出市场。

寇瑊认为他的做法彻底杜绝了类似的金融诈骗。作为政绩,他将此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上交给了皇帝。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责他干扰了市场。

恰好这时,薛田取代了寇瑊担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转运使张若谷两人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交子不能作废,因为一旦废除了交子,将在整个四川地区引起巨大的混乱。

那么,为什么交子对四川这么重要?

如果放远一点,就会发现交子是一千多年以来民间最大的金融创新,代表着民间社会对中央集权式金融体系的反叛,也解决了从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民间的问题:金融压抑。

铜钱不让带,只好带“飞钱”

自从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国有之后,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让民间缺钱。在中国古代,把这种现象叫做钱荒。

所谓钱荒,是指与经济规模相比,铸币的数量总是不足,而铸币的质量也总是持续低劣。每个朝代之初,货币质量是最高的,但由于政府的造币能力不足,铸造的钱币数量有限,人们无法找到足够的货币进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谓的铜钱大部分都已经不是铜了,而是铜、锡、铁和各种合金的杂合体,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过铸币从民间抽取了过多的资源,却总是生产不出足够的货币数量。

以唐代为例,唐代已经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但是唐代的货币数量却一直处于抑制之中,政府没有能力铸这么多钱,却又禁止民间铸造。

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用来交易。唐代的钱币是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钱,每 1000 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要差得多,他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缺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玄宗时代,宰相张九龄曾经提议放开民间铸币,政府只关心钱币的质量,只要质量合格,不管谁铸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办法得到采纳,那么民间铸币的质量会提高,钱荒也会缓解。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展,即便把民间铸的不合格钱币都算上,仍然满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间社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帛来进行交易。

在唐代,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和织帛,帛是一种最常见却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同时帛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种纳税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种民间接受的货币,在没有铜钱的地方,人们就用帛来代替铜钱。

只是,帛并不是一种良性货币,它的保质期是有限的,时间太长就会变脆和损坏,它也不具有无限可分性,分割过小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安史之乱后,到了唐宪宗时期,现金缺乏显得更加严重,人们手头有了铜钱也舍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们不得私藏铜钱,除了留够手头花的钱,其余的钱都要上缴,用这种办法逼迫人们将铜钱留在流通领域。

民间为了对付铜钱短缺,也发明将一吊钱扣除 80 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现款,一吊钱只用付 920 枚,打了九二折。

由于铜钱过于难得,唐代后期的各个地方政府还都采取了限制货币流通的方法,规定商人不得携带钱币离开辖区。商人的天性就是产生财富流动,当他们无法把钱在全国进行转移时,商业就受到了抑制。这时,民间就发明了一种规避的方法:飞钱。

所谓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人们在成都把钱交给当地的汇兑商,由汇兑商颁发一张凭证,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到长安的汇兑所取钱。人们不用再带着现金旅行,避免了路上关卡的阻拦。

宋代的交子,就是借鉴了飞钱的技术,来解决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问题。

交子: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

公元 993 年,宋太宗淳化四年,四川发生了王小波、李顺之乱。

叛乱中,位于四川的各个铸造铁钱的钱监都不得不停了工。在这之前,四川每年都铸造数十万贯的铁钱,当钱监停工后,民间立即出现了钱荒。

在叛乱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于使用铁钱的不方便,探索着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在宋代,四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规模仅次于江南。可是,四川铸造铁钱大钱的每贯重达 12 斤,小钱每贯也重达 6.5 斤。而铁钱的购买力却小得可怜,一匹绢的价格大约是 20 贯铁币, 也就是 130 斤重。一个女人如果出门买一匹绢,需要额外带一个壮汉当背夫,这人不是为了拿货,而是为了背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庄发行了一种特殊的存款凭证。由于铁钱太重,人们直接拿这种凭据参与日常交易,把它变成了事实上的纸币。

这种存款凭证与唐代的飞钱类似,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飞钱只是一种汇款工具,需要汇款人本人到异地领取。而这种新的凭据却是在本地使用,并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经接近于现代的钞票了。

到了叛乱发生之后,由于钱荒的发生,这种存款凭证突然间变得更加流行,参与的钱庄数量也大大增加。

在发行凭证时,私人钱庄突然发现可以偷偷地多发行几张,供自己使用,这多发的凭证并没有人存钱,是虚发行的,没有准备金。只要人们不是同时都来兑换,就不会有露馅的风险。

但是,当所有的钱庄都偷偷增加发行量,风险就产生了:总会有不谨慎的钱庄发行过度,到最后无法兑现。只要有一张票据没有兑现,其他持有票据的人听说了,就会赶快前来兑钱,这时就会发生挤兑行为,让市场出现混乱。

到了宋真宗时期,一位叫做张咏的官员担任了益州知府,钱庄多发凭证引起市场不稳定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之下,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改革,将发行凭证的钱庄限定在最有财力的十六家,并形成一定的联保机制,增加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在这时,这种纸质的凭证已经有了名字:交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已经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辫一样携带铁钱的时代。

但是,十六家发行商之中,由于财力的不同,也出现了分化。钱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放贷收利息,人们存入的钱并不随时都放在钱庄里。可是,有的钱庄管理得好,能够随时满足人们的提现要求,有的钱庄管理不善,就出现了现金流断裂。

部分钱庄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来付现。更有甚者,有的钱庄在提款到者来时,干脆闭门谢客。当官司越来越多时,政府第二次审视起交子问题。

此时已经是宋仁宗初年,担任益州知府的就是寇瑊。

寇瑊认为应该废除交子。他劝说钱商王昌懿等人关闭了交子铺,并逐渐把钱退给了存款人。然而,当他将这个问题上报给皇帝,却引起了一场关于交子存废的大讨论。

寇瑊代表的是废除交子的一派,但在他上交报告之后,就离开了益州被调往别处,接替他的是一位叫做薛田的官员,与薛田搭档的是转运使张若谷。[13]

两人调查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薛田认为,由于交子的便捷,要想废除交子已经不现实了。如果政府明令废除,只会将交子逼入地下,更难管理。

与两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后来的交子务负责人孙甫,他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14]

可是,薛田和张若谷虽然不赞成废除交子,但他们也不赞成让私人发行交子。两人提出,与其让私人赚钱,不如将交子收归官营,由政府来赚取利润,补贴财政的同时,又让民间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于是,在民间发明了交子之后,官方跳出来赤膊上阵,将交子业务国有化了。

同一年,薛田主持成立了益州交子务,负责发行纸币。此时的纸币与民间办理时又有了变化。民间时期,每张纸的金额是不同的,需要现填;而官办时期,交子更加“标准化”了,事先印好一贯到十贯的数字,这就和现代的纸币完全一样了。

另外,关于交子还有几个特点:

一,交子并非凭空发行,每发行一贯的交子,必须有一定的准备金。在最初时,一界交子印行的数量是 125 万 6340 贯,而官方为此准备了 36 万贯的准备金。虽然准备金不是足额的,但考虑到人们不会同时提现,36 万贯已经足够安全,保证了金融稳定。

二,交子有界的限制,每界三年,到第四个年头则发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时将旧交子换回并销毁,保证市面上总共只有 125 万贯的流通量,避免产生通货膨胀。

三,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为钞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废纸。

四,交子是铁币本位的,它标明的面值都用铁币来衡量。

薛田和张若谷将交子发行收归政府,结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时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时代,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是,随着市场的优胜劣汰,将不合格的参与者逐渐淘汰,那些优胜者将有非常高的信誉和足够强的实力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市场竞争虽然残酷,却又高效无比,产生最优质的产品。

更多信奉政府的人总是认为只有国营才能保证质量,但是,官方垄断发行之后,交子是否更可靠了呢?它是否能够避免贬值问题?

北伐失败,赔了夫人又折兵

公元 1207 年(宋宁宗开禧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南宋权臣韩侂胄正在准备上殿奏事。这是他内外交困的一年。

一年前,作为宰相的他发动了针对金国的北伐(史称开禧北伐),想收复失地、恢复故国山河。这是南宋建立八十年来,多少臣子盼望已久的事情。他的支持者中不乏赫赫有名之人,如著名的词人陆游、辛弃疾,以及大思想家叶适等人。

可一旦开始北伐,却出乎了宰相意料。宋军准备不足,金军早有绸缪,宋军吃了几场败仗之后,内部的主和派大肆行动,攻击宰相轻举妄动,在朝堂上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韩侂胄决定反击,与他的右丞相陈自强策划,让林行可担任谏议大夫,对他的政敌礼部侍郎史弥远、参知政事钱象祖和李壁等人进行弹劾。这天,他边思考着问题,边向上朝的大殿走去。

南宋人把陪都杭州称为“行在所”,为了表示简朴和非正式,皇帝的宫殿也比北宋的京师汴州简陋很多。这里也仿照汴州起了很多殿名,比如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等,但是,这六个殿名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大殿,只是根据不同的事情换一下名称而已。

在韩侂胄到达之前,他的党羽陈自强和林行可已经在殿外等候了,而他的政敌钱象祖也出现在了门口。

就在韩侂胄接近大殿时,突然从旁边出来一个人把他拉住。这人是负责宫城保卫的官员,叫夏震。韩侂胄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从周围又冒出来三百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夏震的率领下,将韩侂胄拥入了宫殿旁的玉津园。夏震拿出圣旨宣读了韩侂胄的罪状,随后叫士兵将他斩杀于皇帝的花园之中。

宋代是少有的对官员宽容的朝代,韩侂胄之死,和当年岳飞之死一样,属于宽容政策的少有例外,也表明了当时的形势有多么复杂。斩杀韩侂胄是他的政敌史弥远一手策划,事前,他已经在杨皇后的支持下,得到了皇帝罢免韩侂胄的诏书,借着这个诏书将韩侂胄杀死。

第二年,随着宋金议和的进展,皇帝将韩侂胄的棺木撬开,拿他的人头送给金国,完成了和议。南宋每年上贡银 30 万两、绢 30 万匹给金国,同时支付战争赔款 300 万贯。

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

开禧北伐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失败,更重要的是对南宋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难以恢复的持久性影响。

在北伐前,南宋借着隆兴和议(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签订)已经获得了 40 年的和平时光。北伐始于开禧二年(公元 1206 年)5 月,但到了当年 10 月,宋军就兵败如山倒。12 月,四川又发生了叛乱,由于平定叛乱,四川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之前,四川地区是宋廷的主要财政输出地之一,而之后,四川进入了动荡时期,不仅无法输出财政,反而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兵力维持秩序。这一系列的事件让宋廷跌入了财政崩溃的漩涡。

由于财政收入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政府加大了印钞力度。南宋好不容易维持住的金融系统再次陷入了紊乱。

六种纸币并存,怎一个乱字了得

与北宋相比,南宋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更大,这是因为南宋社会更加纸币化。北宋时期,虽然四川地区发行纸币,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金属货币区。

而到了南宋,借着北宋末年蔡京的改革,政府开始在全国发行纸币,并大幅度减少了铜币的铸造,纸币成了南宋货币的最主要形式。

铜币的减少因素很多。一是铜开采能力的衰弱;二是政府运行混乱,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铸币机构,由于铜币产量萎缩和行政效率的低下,甚至政府发行铜币本身就是一种亏本行为; 三是政府过分依赖于纸币,故意减少了铜币的发行量。北宋铜币最多时一年发行 500 万贯,但南宋的铜币发行量长期在每年 15 万贯左右徘徊。

由于缺乏铜币,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来满足民间的贸易需要。宋代政府喜欢在区域之间设立各种贸易障碍,南宋纸币的发行也变得支离破碎,在全国出现了几种不能互相流通的纸币。

在东南地区,发行了一种叫“会子”的纸币。会子的发行也一波三折。最初,政府试图按照四川的方式在江浙一带发行交子,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政府突然发现,民间已经在自发使用一种叫做会子的东西, 于是禁止民间发行会子,改为官府经营。

“会子”是南宋发行量最大的纸币

会子与四川的交子不同之处在于:会子是一种以铜币为储备的纸币(交子是以铁币为储备),在理论上,会子和东南地区盛行的铜币有个一对一的兑换关系。会子的发行也只限于东南地区,也就是南宋的最主要经济区。由于有区域的限制,就算有人把东南地区的会子带到四川去,也没有办法使用,更没有办法兑换当地的铁钱。

而在四川地区, 南宋一共使用了三种纸币,其中一种是北宋末年取代交子的钱引,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除了钱引之外,还有一种叫做铁钱会子的纸币,但流行的地区很小,影响也不大。另外,四川还有一种以银为储备的银会子,理论上用这种纸币可以与银兑换。

在南宋时期,还有两个特殊的区域,分别是两淮地区和湖北一带。这两个地区原来也是使用铜钱,但由于靠近北方边界,北方的金国同样需要货币润滑经济,从这些边境地区大量走私铜钱到北方。为了防止金国把铜都运走,南宋政府规定这两个地区不再使用铜钱,而改为使用铁钱。

两淮和湖北使用铁钱之后,也对应着发行了两种纸币,分别是淮交和湖会。这两种货币都以铁钱为储备。但是,淮交和湖会都不能越界发行。

通过这些方法,南宋将全国划分成了四个金融区,分别是最大的东南区、次大的四川区域,以及两个较小的两淮和湖北区域。在这些地方各自使用不同的铁钱和铜钱,并发行各自的纸币。其中东南会子和四川钱引的影响最大,而尤以东南会子最主流。

东南会子最早发行于公元 1160 年(宋高宗绍兴三十年)。[6] 这一年皇帝命令户部侍郎钱端礼根据以前的纸币流通经验,设计了会子。第二年设立了会子办公室(会子务),第三年通过了《伪造会子法》,对于伪造行为严厉镇压,处以死刑。

由于发行经验不足,在发行之初没有控制额度,会子出现了第一次贬值。到了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 1166 年),皇帝开始用现钱回购一部分超发的会子。两年后,会子正式采用了和当年交子类似的方法,分界发行。从这时起,会子正式成为南宋的主币。

按照规定,会子每一界发行量为一千万贯,以三年为一界,到期后以旧换新,保持市面上流通的会子始终是一千万贯。但是很快,这个额度就控制不住了。

公元 1176 年(宋孝宗淳熙三年),政府规定每界会子展期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届使用六年,市面上同时运行两界会子,钞票的发行量扩大了一倍。

到了公元 1190 年(宋光宗绍熙元年),会子回收再次展期三年。每三年发行一界,每届使用九年,市面上三界会子同时运行。钞票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最初的三倍。

但这一切仍然是可控的,失控马上就要到来了。

缺金少银,纸币发行容易回收难

公元 1206 年韩侂胄的开禧北伐惨淡收场,对南宋的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影响。由于财政出现了巨大亏空,政府陡然加大了印钞力度。

作为对比,在最初发行会子时只有 1000 万贯。开禧北伐时期,会子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亿四千万贯, 比当初扩张了 14 倍。同时在四川还发行了 8000 万贯的钱引,两者加起来达到了 2 亿 2000 万贯。

随着发行量大增的是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意识到了通胀的危险性,于是考虑从经济中撤出流动性,减少流通中的纸币。这就牵扯到了另一个秘密:政府发行纸币非常容易,但回收纸币却困难重重。

如果要回收钞票,当时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政府拿出库存的硬通货,将纸币买回来销毁掉。所谓硬通货,主要是金银。但是,虽然政府在发行钞票的过程中的确换回了不少物资,可这些物资随即被花光了,国库空空如也,并没有多少硬通货储备。

政府检视家底之后,发现国库里还剩下一点金银,再加上还可以卖一部分僧侣的度牒(中国古代的僧侣一直享有免税权,度牒持有人不管是不是和尚,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按照每两黄金兑换 60 贯纸币,每两银子兑换 6.2 贯,每道度牒价值 1200 贯计算,政府手中的资产一共可以兑换回 1300 万贯纸币,约占全国流通量的 5%强。如果把这些金银和度牒集中投放在四川,则可以收回半界的四川钱引(四川有三界钱引并行,一共 8000 万贯)。

但这次回收工作却引起了民间的恐慌。人们听说政府要回收纸币,立刻想到以后纸币都不流通了,结果纸币的价格从每贯价值 400 个铁钱一下子跌倒了价值 100 个铁钱,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然而不管怎样,回收纸币这件事说明,这个时候的南宋政府还是一个想负责任的政府,并非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只是在能力上无法对如此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管理。

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政府会选择更为极端的做法,比如发行新会子取代旧会子。在发行新会子时,规定两贯旧会子才能兑换一贯新会子。当所有旧会子都按照这个比例兑换时,市面上的钞票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从账面上做到了回收流动性。

没钱更得印钞票,陷入恶性循环

虽然政府暂时回收了一部分会子,但由于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很快又不得不靠印钞票来解决问题,印钞速度再次失控。到了公元 1232 年(宋理宗绍定五年)前后,仅仅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 3 亿 2900 万贯,这还不算四川的钱引。

到了 1246 年(宋理宗淳祐六年),会子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 6.5 亿贯。

政府就在“财政困难——疯狂印钞——恶性通胀——朝廷感到害怕——想办法回收纸币——发行新纸币,强行以折价收兑旧纸币”的套路中不断循环。到了用第 18 界新会子取代第 16 界旧会子时(这时是两界会子并行),政府规定 16 界不再使用,而 18 界会子 1 贯顶 17 界会子 5 贯,直接将货币贬值了 5 倍。

公元 1247 年,政府决定要跳出这个循环,规定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两界会子(第 17、18 界)不再回收,永远使用。这等于宣布政府无力继续会子的回收工作,只顾继续印钞票,任其贬值了。

到了南宋末年,政府的和籴政策(也就是拿纸币从民间强买强卖粮食)又把更多的纸币注入了民间经济,结果人人谈纸币色变,这种具有魔力的纸头已经丧失了信誉。

贾似道当权后,为了挽救南宋政府已经不可救药的财政和金融状况,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除了回买公田之外,还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关子”,取代了已经丧失信誉的会子。

在用旧会子兑换新关子时,规定第 17 界会子直接废弃,第 18 界会子三贯兑换一贯关子。

贾似道本来是为了重新树立政府权威,但强制作废、强制兑换的措施直接让政府彻底丧失了公信,人们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纸币的魔术了。

至此,南宋的金融体系彻底崩溃。南宋的金融崩溃发生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钱养兵。并且,整个社会的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人们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因为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因为财政上的崩溃。至此,大宋这个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封建王朝已经无可救药了。

金融崩溃之日,就是帝国终结之时

在民间大乱套和巨大的抱怨声中,官员们纷纷上书,谴责贾似道的做法。贾似道一看大事不好,连忙请求辞职。

然而让人们感到错愕的是,宋理宗不仅没有怪罪贾似道,还立刻安慰起他的宰相来。宋理宗说:从你当初提出建议时就有人说不能这么做,我那时候就已经阻止他们的抱怨了。现在,实行了公田制之后,不管是公家还是私家都富足了,我们这一年的军饷全靠你拿出的办法才有了着落。如果因为别人的抱怨就放弃,虽然满足了他们的一时之快,可是谁来帮我筹措国家财政呢?[18]

皇帝贬斥了那些批评贾似道政策的人。事后,人们常常以“皇帝无罪,奸臣误国”来责骂贾似道,却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掉进了财政陷阱无力自拔,只求下一刻平安,管不了更多了。皇帝对于这样的局面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对于超发货币造成的恶果心知肚明,只是他已经顾不上考虑更长远的事情,只能全力支持宰相敛财。至于民不聊生,老百姓吃不上饭,已经不会再引起他的任何同情。

即便到了如今,人们也常常用同样的观点看问题。当基层官员为了追求所谓的经济发展,拆迁打死人命时,人们往往认为上层不知道这些事,而很少会去想,这是更高层的权力为了财政而默许下面做的。

就算贾似道再努力,仍然无法扭转南宋糟糕的财政状况。接下来的问题出现在了公田上。

当政府购买了公田之后,就要组织进行屯田生产,来获得粮食。最初政府设立了一些屯田机构进行管理,但由于官僚的惰性,根本没办法进行有效组织,浪费严重。最后只好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随着对佃户压榨的加深,很多人根本不租政府的土地,原来的良田现在抛了荒,更减少了社会的总财富,进而影响到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当皇帝发现公田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时,又有人建议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耕种,于是乎群臣在元兵扣关时,纷纷在讨论怎样把土地还给私人。

但蒙古人已经不再给南宋皇帝留下继续折腾的时间了,他们帮助南宋政府彻底结束了窘迫的财政难题。

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赵宋三百年来的财政腾挪、建立起来的如此复杂的财政制度,都迅速化为云烟。但赵宋帝国的敛财经验,特别是金融方面的“新经验”,却成为了宝贵的“财富”,流传给了后世。

只要存在纸币的垄断发行,政府利用超发货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的冲动,不管人们如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诱惑谁也无法抵挡。

随着二十世纪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纸币时代,原本属于中国专利的超级通胀也奔向了全球。这时回到源头去看一看,了解纸币的由来和发展,或将有助于预测未来世界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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